“南蛮”崛起：一部隐秘的南中国史-凯发app官网

宋朝与元朝的终局之战，在大陆最南端的珠江上展开。

公元1279年，南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从粤东沿海追击至珠江入海口的崖门水道。

崖门，是珠江八大口门之一，东有崖山，西有汤瓶山，犹如一座半开半掩的江海之门。

珠江“八门入海”示意图。图源：锦绣人文地理

元军在汉人将领张弘范的率领下水陆并进，大举进攻宋军。

宋军腹背受敌，全面溃败，护卫宋帝赵昺[bǐng]的左丞相陆秀夫知道大势已去，背着8岁的赵昺投海殉国。宋将张世杰带领的残部漂流至阳江螺岛，遭受元军与风浪的无情打击，樯倾楫摧，舟覆人亡。螺岛，从此被改名为“海陵岛”，即海上陵墓之意。

此战，宣告了南宋政权的灭亡，10万南宋军民投海或战死，江水被精忠的赤血染红。战后，元军将领张弘范在崖山上刻石，题上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12个大字。直到明代，人们同情宋朝忠臣的遭遇，才将石碑上的题字磨去，改为“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”。

珠江，古时指广州到入海口之间的一段水道，在现代地理学上则是西、北、东江以及珠江三角洲上各条河流的总称，其年径流量为黄河的7倍，也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大的水系。

在历史上，珠江流域长期扮演着历史边缘的角色。

但是，翻开史册聆听，会发现这条南方巨龙奏响的乐章，始终铿锵激昂：源自珠江的中国禅宗，与儒学、道教交相辉映；天下动荡之时，南宋与南明在这里浴血奋战；近代，觉醒的民族意识在珠江上奔流；改革开放后，珠江三角洲勇立潮头，独领风骚。

珠江，早已不是历史的配角。

广东新会崖门古战场遗址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01

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：“任何时代，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。”

先秦时期，珠江流域分布着被称为“百越”的多个部落。其中，今广西、海南以及越南北部的称“骆越”或“西瓯”；在今广东北江、西江、东江一带的称为“南越”。此外，珠江流域西江上游的北盘江，还有古老的濮人分布。

当时，珠江流域遍布森林，充斥瘴气，是毒蛇、猛兽繁衍的乐土，也是野象、鳄鱼分布的地盘。珠江一带自古多象，盛产象牙，后来秦朝在今粤西、桂南设立象郡，便是以此地的象为名。这种象其实是现在所说的亚洲象，常栖息于珠江流域的山谷与河边。

《淮南子》说，秦始热衷于收藏岭南的象牙、犀角、翡翠与珠玑等珍宝。于是，秦灭六国后，秦始皇“南征百越之君”，派屠睢率领50万大军，兵分五路，攻打岭南。

在被纳入中原王朝历史的过程中，珠江流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彪悍属性。

秦尉屠睢的大军翻越南岭，乘坐楼船，席卷而来。秦军主攻的目标是南越与西瓯，其中，取道湘桂走廊的西路大军，在今广西一带与西瓯人展开厮杀，并处死了西瓯的首领。

愤怒的西瓯人凭借地势与秦军展开游击战，白天躲在深山密林之中，与飞禽猛兽同处，到了夜晚，用平日里渔猎的弓箭、短刀对秦军发动突袭。

曾经在中原百战百胜的秦军，面对西瓯人的夜袭措手不及，主帅屠睢中箭阵亡，秦军将士“伏尸流血数十万”，活下来的士兵从此不敢掉以轻心，几年间人不卸甲，箭不离弓。随后，秦始皇又派任嚣、赵佗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，对岭南进行第二次征伐。

秦朝平定岭南的战争历时数年，中原的战火第一次蔓延到珠江流域，也首次将珠江与长江、黄河流域联系起来。

由于珠江流域山岭崎岖，运输困难，秦朝的监御史禄为了打通湘、漓二水，解决军队给养问题，率领十万军工在开凿运河。

这条运河史称“灵渠”，分为渠首、北渠与南渠三项工程，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，从湘江与漓江的崇山峻岭之间劈山而出，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，从而使其与淮河、黄河等水系构成一个统一的运输网络，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往来从此更加便捷。

有了这条从中原直通岭南的水道，秦朝的援军和粮饷源源不断地运达前线，扭转了战局。

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214年），秦军终于平定岭南，将珠江流域划入大秦的版图，秦朝在此设南海、桂林与象郡。

南海郡的范围，东南临南海，北接南岭，西至今广西贺州，包括今珠三角、粤东、粤北和粤西部分地区。从秦朝到汉初，南海郡的郡治番禺（今广东广州）是珠江流域的政治中心。

秦末乱世中，赵佗凭借戍守岭南的秦军割据一方，以番禺为都，建立南越国。在赵佗的统治下，南越国“甚有文理”，华风日兴，越人之间相互攻击的旧俗也得到制止。

此前，任嚣、赵佗一改屠睢时期的压迫政策，主张“和辑百越”，缓和与越人的矛盾。从中原派来戍守岭南的官吏、士兵、商贩、奴隶、逃犯与越人同处杂居，开发岭南。在任嚣的请求下，秦朝还征派了一万五千名无夫家的女子南下为戍边将士缝补衣服，实际上是让她们与将士们婚配。

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珠江流域。

南越国的割据长达93年。按照宋代人的说法，珠江的得名也始于这个时期。

相传，南越王赵佗在位时，有个波斯商人偷了其他国家的一颗价值连城的镇国宝珠，逃到番禺贩卖，后被国人发现，以重金赎回。但就在归国途中，一时狂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宝珠跌江中，化作一块圆形巨石，称为“海珠石”。

这个故事充满浪漫的神话色彩，却说明，珠江的得名与江中的海珠石息息相关。现实中的海珠石，是以前珠江河道中的巨型礁石岛，又名海珠岛，宋时该石仍居江心，后因河道泥沙冲积，逐渐与珠江北岸陆地相连。

南越国对开发珠江流域功不可没，而秦汉时期的这次历史性大进军，也以南越国的灭亡宣告完成。

汉武帝元鼎五年（公元前112年）秋，汉军在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等率领下，兵分五路，攻打南越国。

历时一年多的战争结束后，岭南重归中原王朝版图。汉武帝在南越国故地分置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等九郡。

南越国平定后，汉武帝又乘势征服西南夷，从而使珠江上游的南、北盘江流域也划归大汉王朝的统治之下。

贵州南北盘江流域风光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汉武帝知道，赵佗家族在岭南的统治深入人心，为了分化南越的势力，他将珠江流域郡县的中心，从南海郡的郡治番禺迁徙到了苍梧郡的郡治广信。

广信，取“初开粤地，宜广布恩信”之意。这座后来被历史淡忘的小城，大致位于今广东封开县与广西梧州市的交界地带，为桂江与贺江汇入西江的地域。

后来，广信逐渐发展为两广的分界，广信之东称为“广东”，广信以西称为“广西”。宋代之后，两广中的“广”，指的就是广信。

随着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初次交融，珠江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

02

哲学家黑格尔说：“水性使人通，山性使人塞。”

从现代地理学来看，珠江并不是单一的河流，其横贯中国南部的滇、黔、桂、粤、湘、赣六省，没有同一的发源地，也没有统一的河道，有东向之流（西江），有西向之水（东江），也有自北向南入海的江流（北江）。

珠江的三大干流西江、北江、东江本为互不相关的独立河流，因珠江三角洲尽得三江交汇、沟通江海之利，才联成一个统一的珠江水系。合而为一的珠江，又在奔流入海时形成八门夺海之势(虎门、蕉门、洪奇门、横门、磨刀门、鸡鸣门、虎跳门、崖门），如群龙戏珠，打破了山川封闭的藩篱，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。

珠江流域各河段文化存在差异，但总体上民性灵巧，尤其是下游和珠江三角洲，面朝大海，水量充盈，宽广坦荡，以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主要特色，尤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。

明末清初的广东学者屈大均说，珠江文化“始然于汉，炽于唐宋，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”。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认为，屈大均所言正是珠江文化在秦代之后的三个发展阶段：

第一时期，是汉代，珠江文化开始形成的时代，以广信为中心地带。

第二时期，是唐宋兴盛的时代，以肇庆、曲江、广州为中心地带。

第三时期，为屈大均所处的明清时期。

此外，黄伟宗提出，珠江文化的第四时期，在近代以后，即清末民国时期，第五时期则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。
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不同历史时期的珠江，各有其代表的文化意识与人物。

汉代，有“史在苍梧”之说，西江流域为古苍梧国所在，也是两汉时期岭南的文化中心。

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从番禺迁至广信后，广信凭借三江交汇、四方辐辏的地理区位优势，使中原、吴越、荆楚等文化在这里不断交流、融合。

正如历史学家罗香林所说：“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，多数在人才聚集的区域。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。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，人口比较密集，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，都总汇于西安，以至关中各地。

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，亦以西安为中心，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，至洞庭湖，濒湘江而至粤桂交界。

中原的学术思想，由此交通孔道，向广东传播。东汉时代，印度佛教，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，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、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，而扼西江要冲的封川，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。”

广东封开县风光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东汉末年，广信人士燮[xiè]到京城洛阳求学，研习《左氏春秋》，成为经学大师，后来返回岭南，弘扬儒学。

交州刺史被强盗杀害后，此时已回乡任职的士燮借机上表朝廷，与家族中的士壹、士武等各领合浦、徐闻、南海等地官职，此后治理岭南长达40年之久。

士燮将在中原习得的儒学思想传播到珠江流域，遂使文风渐盛，吸引了大批学者陆续南迁（“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”）。在官事之暇，士燮还亲自到当地学校教授土著居民汉语、汉字，如宋代《殊域周咨录》所说，士燮“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，教本国人，始知习学之业”。

汉末三国，诸侯纷争，占据长江中下游的孙吴政权崛起后，孙权积极笼络士燮，迫使岭南臣服。士燮死后，孙权继续吞并岭南，实行“交广分治”，将汉朝设置的交州一分为二，以合浦以北的四个郡（今广东省大部和广西、湖南的部分）为广州，以南诸郡为交州，士氏家族受到打击后，渐渐人亡政息。

除了士燮之外，两汉时期的珠江流域，还涌现出了陈钦、陈元父子以及牟子、虞翻等文化大家。

有学者认为，广信作为珠江文化中心的辉煌地位，兴起于两汉，直至唐朝初年才被广州等地取代。

大庾岭日落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03

唐仪凤元年（676年），禅宗六祖惠能来到广州法性寺（即今光孝寺），恰逢另一位法师印宗正在讲涅槃经。讲了一半，有两个小和尚在争论幡随风而动的缘由，一人说风动，一人说是幡动。

此时，惠能站出来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乃仁者心动。”

梁启超说：“（中国传统文化）实以南北中分天下，北派之魁，厥惟孔子，南派之魁，厥惟老子。”黄伟宗认为，梁启超这句话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地域差异，如果说，儒家孔子是黄河文化的代表，道家老子是长江文化的代表，那惠能发扬光大的禅宗，就是珠江文化的代表。

中国禅宗起源于珠江。南朝梁武帝时（502年-549年），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，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，广州至今保留了他登岸的史迹，称为“西来初地”。

唐贞观年间，惠能出生于珠江流域的新州（今广东新兴县），三岁丧父，由母亲一手带大，青年时靠卖柴度日。

禅宗的主要思想是“顿悟”。有一日，惠能突然有所领悟，于是辞别母亲，到湖北黄梅向五祖弘忍求教禅学。

后来，弘忍年迈，让弟子们各写偈语，从中选择优秀的门生作为继承者。

大弟子神秀写道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”

惠能针对这几句偈语，得出另一番见解，写下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日后惠能回到岭南，在广州对“风幡之论”的阐释，恰是这段偈语的延续。

弘忍赏识惠能，传位于他，是为禅宗六祖。惠能南归后，经粤赣交界的大庾岭，来到曹溪之畔的曲江南华禅寺发展禅学。后来，唐代珠江流域走出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张九龄开辟梅关古道，五岭南北天堑变通途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。禅宗由此进入兴盛时代。

韶关南华寺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到了宋代，佛教禅宗与儒家、道教并驾齐驱，广传天下，王安石、苏东坡、陆九渊等人物都深受禅宗的影响，从中也可见长江、黄河、珠江文化的合流。

屈大均说珠江文化“炽于唐于宋”，这个”炽“（兴盛）的时代，正是属于惠能与禅宗的时代。

禅宗在珠江流域落地生根的同时，珠江的商业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繁荣。

从珠江入海口出发的”广州通海夷道“，可航行到波斯、阿拉伯（大食）、天竺（印度），乃至非洲东海岸，这条历史悠久的海上通道成为”海上丝绸之路“的主要路线之一。

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，之后的宋朝也在广州设立市舶司，珠江一带的港口外舶云集，在当时东南沿海的商港、巨埠中，“三方唯广最盛”。在广州的外围，还形成多个商业城镇，如顺德逢简、香山古镇、新会小岗、南海佛山等。

顺德逢简水乡。图源：图虫创意

在岭南人民的经营下，珠江流域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，大一统的观念也早已融入珠江文化中。

自秦汉以来，南下汉人在珠江的怀抱下成长，产生了不同的民系，也形成了文化的转移与融合。现在珠三角广府系所说的广府话（即粤语），便是吸收了古汉语与古越语的方言。

珠江流域承担起了传承中原文化的使命，这种宿命感在宋元的崖山决战中达到高潮。

当元军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时，被俘的宋丞相文天祥也被押至崖山前线。船舶经过珠江口伶仃洋（零丁洋）时，文天祥面朝波涛滚滚的江面，写下了名垂千古的《过零丁洋》：

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
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文天祥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
04

到了明清易代之际，岭南的志士仁人掀起了抗清的斗争。

南明弘光与隆武政权在清军的追击下土崩瓦解后，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唐王朱聿鐭在广州称帝，建立“绍武”朝廷，另一个明朝皇族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了“永历”政权。

尽管这两个并存政权相互倾轧，削弱了自身力量，却都保留了不屈的气节。

绍武存在40天便宣告灭亡，朱聿鐭被俘后，清军将领派人送来衣食，朱聿鐭拒绝道：“今天我如果喝你一勺子的水，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地下的先人呢？”随后自缢而死。他与一同殉国的大臣15人被葬于广州象山北麓，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越秀公园，称“绍武君臣冢”。

永历朝廷的经历更加曲折，广东各地失陷后，永历帝沿着珠江逃到云贵。以“广东三忠”陈邦彦、陈子壮、张家玉为代表的岭南士人，纷纷组织义军，进行拼死抵抗。

顺德人陈邦彦起兵后，清军俘虏了他的家属，并写信劝降。陈邦彦大义凛然地答复道：“妾辱之，子杀之，身为忠臣，义不私妻子也。”之后两个儿子被杀。

陈邦彦继而转战清远一带。清远城破，陈邦彦与清军展开巷战，身上多处受伤，被俘后绝食五日，慷慨就义。

在两广抗清陷入低潮之际，张献忠部将李定国异军突起，他与义兄孙可望以云贵为根据地，迎永历帝朱由榔西迁。随后李定国带兵转战千里，先后收复南宁、梧州、肇庆、桂林、柳州、四会等西江、北江沿江城镇，开创了大好局面，最后却因南明政权内讧、孙可望反戈相向、清军步步紧逼等原因而走向失败。

李定国抗清。图源：影视剧截图
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败走缅甸的永历帝被清军俘虏。

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永历帝坚守明朝最后的尊严，对前来捉拿他的吴三桂部下说：“偷生匹夫，快下去！此地是忠臣良将跪的，你有何颜跪在此？”同年，清军将领吴三桂用弓弦绞杀永历帝，南明最后的一面旗帜轰然倒塌。

数日后，在外征战的李定国得此噩耗，捶胸大哭，不久便郁郁而终。

明亡之后的珠江，再度激荡了忠臣义士的斑斑热血，也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流向下一个时代。

在珠江文化“照于四方”的明清时期，珠江流域不仅有以陈白沙、屈大均等本土文人为代表的文化意识，还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进入肇庆时，为中国带来的西学，以及随着南明朝廷迁徙，以顾炎武、黄宗羲为代表的传入岭南的启蒙文化思想。

近代前夜，珠江文化便具有了中原、本土与海外的多重特征，这也注定了其在下一个时代的不平凡。

05

人们常说，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，而这第一个门，当属珠江入海口的虎门。

19世纪的珠江流域，鸦片贸易猖獗。林则徐等先进官员洞察鸦片危害，奏称“若犹泄泄视之，是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。

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林则徐奉命南下查禁鸦片，他经过长途跋涉，在广州的天字码头登岸。不到半年时间，林则徐便带领广东文武官员，搜查出了各国商贩的大量鸦片。

林则徐命人在虎门海滩开挖了三个水池，将所缴获的鸦片投入池中，进行销毁。

林则徐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
蓄谋已久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却蛮不讲理，以虎门销烟为借口，发动战争。当英国的远征船队抵达珠江口时，中国翻开了近代黑暗的一页。

英舰用坚船利炮攻打虎门各个炮台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与上千名将士殊死抵抗，不肯退却半步，年过六旬的关天培被炮火击中，身负重伤，仍怒目持刀，壮烈殉国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，以清军失败，清朝与英国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宣告结束。悬挂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不仅在珠江横冲直撞，还蹂躏着中国沿海的其他土地，清廷付出了割让香港、开放五口通商和赔款的惨痛代价。

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成了戴罪之臣，但他从珠江这扇世界窗口，窥见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。

林则徐见游弋于珠江口的欧洲轮船“翻滚喷雪，溯流破浪”，可谓“天下之至神”，他多方搜集介绍外国新式技术的资料，提出仿制欧洲战船的想法，但这些建议随着他离开广东而被搁置。

广州黄埔港港口。图源：摄图网

近代以来的珠江流域，具有爱国主义和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特点，就像梁启超说的，这里“旅居外国者最多，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，政治之美，相形见绌，义愤自生”，“其民习于西人游，故不恶之，亦不畏之”。

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从基督教牧师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灵感，假借“上帝”之名，打出“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的口号，在广西桂平县开启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。

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新会人梁启超胸怀维新变法的理想，糅合西学与经学，用《新学伪经考》与《孔子改制考》抨击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，揭开了戊戌百日维新的序幕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接踵而至。

1911年4月，与孙中山一同创建同盟会的黄兴，指挥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，历经一日血战，包括喻培伦、方声洞、林觉民等在内的一百多名革命志士战死或被捕牺牲。战后，义士潘达微通过善堂收得烈士遗体72具，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。

电影中的林觉民形象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
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后不到半年，长江中游爆发武昌起义，吹响清王朝与封建帝制的丧钟。

后来，孙中山在《黄花岗烈士事略》序文中如此评价黄花岗起义：“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，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。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。则斯役之价值，直可惊天地、泣鬼神，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。”

辛亥革命之后，珠江仍是中国重要的革命阵地。孙中山在历经挫折后，终于摸索到新三民主义的旗帜。珠江之上的长洲岛，黄埔军校拔地而起，培养了此后二十多年革命与抗战的希望火种。

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”

珠江奔涌向海，携带着她哺育的珠江文化，顺应世界浪潮，走在时代前列。

广州珠江夜景。图源：摄图网

改革开放后，珠江文化进入第五个时期，尤其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地区，经济腾飞，举世瞩目。

学者黄伟宗说，如果将来自五岭以北的中原经济文化比喻为“北风”，将来自海外的南洋和外国经济文化比喻为“海浪”，珠江文化恰好处于“北风”与“海浪”的会冲之地，两者夹击而又交汇。

历史边缘的涓涓细流，终成世界舞台的滚滚巨浪。

参考文献：

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

[晋]陈寿：《三国志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

[唐]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

[清]屈大均：《广东新语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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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伟宗：《珠江文化论》，汕头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

黄伟宗、司徒尚纪：《中国珠江文化史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10年

谭元亨：《珠江文化之旅》，羊城晚报出版社，2015年

曾昭璇：《珠江文化在我国文化地带中的地位》，《岭南文史》，2001年第4期